北迴歸線
美國現代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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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 北迴歸線
版本 - 中文書
刊號 - EFWZ1TY9U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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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迴歸線》及亨利·米勒的其他作品曾在英美等國長期受禁，無法刊行，因而只得經詩人艾茲拉·龐德幫助先在巴黎問世（1934年），直至六十年代初才由“叢林”（Grove）等出版公司在美國出版。嗣後，屬於英國科林斯出版集團的“格拉夫頓出版社”也在英國出版了米勒的書。然而，出於迫不急待地希冀品嚐“禁果”的人類天性，早在三十年代此書出版肇始米勒便不乏大批讀者乃至崇拜者。據史料記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軍攻入納粹佔領下的巴黎後就開始在各圖書館尋覓“臭名昭著”。《北迴歸線》和《南迴歸線》。米勒及其作品多年來在美國文學界歷經亦褒亦貶、大起大落的磨難，他甚至是“世界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少數最有爭議的作家之一”，同時也是近年來出版的一些美國文學作品選集必定收入的一位作家。儘管米勒擁有龐大的讀者群（《北迴歸線》1961年獲准在美國發行後第一版很快即告售磐），一些正統的文學評論家們仍將他的作品視為“不宜付梓”的，因為它們“像一股洶湧的、無法遏止的溪流，從瘋狂過渡到骯髒、色情”。《北迴歸線》是米勒的代表作，該書在英語國家出版後使更多的讀者得以窺見它的全貌並作出較公允的判斷，因此近二三十年來米勒的影響與日俱增。

　　英美文壇上的一些著名人物也高度讚揚米勒，認為他是美國文學史上頗具獨創性的作家，他的《北迴歸線》具有啟示錄般的重大意義。諾曼·梅勒說：“《北迴歸線》無疑是米勒最優秀的作品，同海明威的《太陽照樣升起》一樣，此書致力於文體與文學意識的革新。這是我們這個世紀十或二十部最偉大的小說之一……你只消讀上二十頁便知道一個文學奇蹟正在出現——以前從未有人這樣寫過，以後也不會有人以這種文體寫得這麼好。”英國作家勞倫斯·達雷爾宣稱：“我認為《北迴歸線》可以同《白鯨》相提並論。”美國詩人卡爾·夏皮羅非常推崇米勒，認為應讓他的作品集替代美國每一旅館房間裡擺的《聖經》，並稱他為“仍在世的最偉大的作家”、“仍在世的（精神上）最最高大的人”。他認定米勒同尼采和D·H·勞倫斯一樣，同屬震聾發聵、向傳統發起挑戰的思想家。

　　到了五六十年代米勒的主要作品均已問世，他的聲譽達到了頂點。“米勒隨心所欲地使用語言，選擇題材，對成千上萬因文學創作不再受到審查而獲益的作家產生了深刻影響。”這時，美國及歐洲文學界才真正認可了這位已漸入老境的作家。

　　米勒1891年生於紐約市一個德裔美國人家庭中，曾在紐約市立大學就讀，但兩個月後便輟學了。校園生活枯燥乏味，各種校規校紀令人難以忍受，相比之下倒是社會這所大學更使他覺得如魚得水，其樂無窮。他的閱歷相當豐富，曾當過工人、職員、校對員、教師、編輯、人事部門經理等，飽嘗生活之艱辛。

　　在寫作之餘他還喜歡繪畫，是頗有造詣的業餘畫家，曾在英美兩國舉辦過個人水粉畫展。同海明威、司各特、菲茨傑拉德、格特魯德，斯泰因、阿那依斯·寧等人一樣，米勒亦是二三十年代美國旅歐作家之一，1930—1939年間旅居法國巴黎等地。

　　回國後他定居加利福尼亞州，直至1980年去世。

　　米勒著有七部小說。兩部劇本及許多書評、遊記、回憶錄、書信集和論文集。兩部“迴歸線小說”當屬他最著名的作品，而1949—1960年間出版的“殉色三部曲”（《性愛之旅》、《情慾之網》、《春夢之結》）——加上《黑色的春天》（1936）和《在克利希度過的平靜日子》（1956）這兩部紀實小說——亦是研究其生平的重要資料。《馬洛西的大石像》與《空調惡夢》是兩部遊記，文筆生動、流暢，也很受評論家重視。

　　米勒自幼聰穎過人，手不釋卷，在三十三歲辭去工作專事文學創作之前，就已讀過西方和東方許多文學家、哲學家的代表作，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尼采、蘭波、羅摩克里希那、老子、諾斯特拉達莫斯（1503—1566，法國預言家）等。他還潛心研究過佛教撣宗、荷蘭後期印象派畫家凡高的繪畫、日本畫家葛飾北齋的浮世繪、古猶太苦修教派的教義、神祕學、星相學這樣一些令常人覺得稀奇古怪的學問。在英語作家中他並不推崇公認的古典大家，卻醉心於盧梭、康拉德、愛默生、D·H·勞倫斯等富於叛逆、創新精神的英美作家，自己也繼承並高揚了這種精神。

　　無論在寫作風格還是在思想傾向上，米勒均有獨到之處，既不同於以往任何一位英美作家，也比他身後的眾多模仿者更具特色。他是美國文壇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位怪傑。他和同時代的另一位美國作家、美國現代派小說鼻祖格·斯泰因是二三十年代美國旅歐作家中最具影響的人物，而且兩人有許多共同之處——都曾被誤解，其才能和地位多年後纔得到承認，都是與現存社會倫理、價值觀格格不入的虛無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斯泰國的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觀念體現在其作品的語言及邏輯方面，而米勒則主要體現在其性道德觀和社會與個人的關係方面）。

　　在歐美各國取得“轟動效應”的《北迴歸線》究竟是怎樣一本書呢？

　　《北迴歸線》是米勒的第一部自傳體小說，也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書。此書以回憶錄的形式寫就，米勒在書中追憶他同幾位作家、藝術家朋友在巴黎度過的一段日子，旨在通過諸如工作、交談、宴飲、嫖妓等超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誇張、變形生活細節描寫揭示人性，探究青年人如何在特定環境中將自己造就成藝術家這一傳統西方文學主題。

　　從藝術形式上看，米勒的“迴歸線小說”同斯泰因的《商第傳》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一樣，創造了一種新的小說形式——用挪揄、誇張的筆觸即興描寫自己的一段時間內的全部經歷，不論是美還是醜，同時摻進一段段怪誕、冷峻、出人意料的議論。《北迴歸線》沒有連貫的或貫徹始終的情節，也不標明章節（分為十五部分），作者想到哪裡便寫到哪裡，對他的素材從不作任何選擇和梳理，如書一開始提到作者住在波勒茲別墅，作者的朋友鮑里斯發現自己身上生了蝨子，作者便：“剃光了他的腋毛”。接著作者評論道：“住在這麼漂亮的地方怎麼居然還會生蝨子？不過沒關係。我倆，我和鮑里斯也許永遠不會彼此這樣瞭解，若不是靠那些蝨子。”此後他又根據鮑里斯對天氣的預測聯想到“時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們”，點明書名的另一層含義。一事一議、觸景生情，這是米勒在《北迴歸線》及其它幾部作品中的習慣寫法，有時興之所至的大段議論反倒比漫不經心、娓娓道來的一則則軼聞趣事佔去更多篇幅。作者的想象力異常豐富，往往由一件日常小事引出許多跳躍式的、不符合邏輯的、匪夷所思的聯想，發出令人莫名其妙、甚至目瞪口呆的感慨。

　　“沿著香榭里舍大街走著，我不斷想到自己真正極佳的健康狀況。老實說，我說的‘健康’是指樂觀，不可救藥的樂觀！我的一隻腳仍滯留在十九世紀，跟多數美國人一樣，我也有點兒遲鈍。卡爾卻覺得這種樂觀情緒令人厭惡，他說，‘我只要說起要吃飯，你便馬上容光煥發了！這是實話，只要想到一頓飯——另一頓飯，我就會活躍起來。一頓飯！那意味著吃下去可以踏踏實實繼續幹幾個鐘頭，或許還能叫我勃起一回呢。我並不否認我健康，結結實實，牲口般的健康。在我與未來之間形成障礙的唯一東西就是一餐飯，另一餐飯。”

　　米勒想到自己“極佳的健康狀況”，又將它等同於樂觀。十九世紀是西方社會蒸蒸日上、西方文明銳不可擋的時代，因此人們洋溢著樂觀情緒。“一隻腳仍滯留在十九世紀”即暗示他同前人一樣樂觀。接著米勒又想到卡爾的話，隨即將“樂觀”與“一頓飯”，一頓幾乎是萬能的飯等量齊觀。

　　米勒的無邏輯性或非理性還表現在他喜歡把彼此間毫無聯繫的事物雜亂無章地任意羅列在一起。這類羅列在其作品中俯拾皆是。

　　“塔尼亞也是一個狂熱的人，她喜歡小便的聲音，自由大街的咖啡館、早日廣嘗從蒙帕納斯林蔭大道上買來的顏色鮮豔的領帶、昏昏暗暗的浴室、波爾圖葡萄酒、阿卜杜拉香菸、感人的慢節奏奏鳴曲、擴音機、同朋友聚在一起談論的一些趣聞軼事。”

　　米勒的另一文體特點是連篇累犢、不厭其煩地寫幻覺和夢幻，於是現實與幻覺，現實與夢境、現實與虛構往往不留痕跡地結為渾然一體，使讀者產生非理性的直觀感、直覺感。

　　看到幾個裸體女人在未鋪地毯的地板上翻滾，米勒由她們“光滑、結實的”光屁股聯想到“檯球”、“麻瘋病人的腦袋”以後，“突然我看到眼前一個鮮豔、光亮的檯球上出現了一道黑洞洞毛茸茸的縫……瞧一眼這個黑洞洞的、未縫合的傷口，我的腦袋上便裂開一道深深的縫：所有以前費力或心不在焉地分門別類、貼標籤、引證、歸檔、密封並且打上印戳的印象和記憶亂紛紛一擁而出，就像一群螞蟻從人行道的一個蟻穴中湧出。這時地球停轉了，時間停滯了……我聽到一陣放蕩的歇斯底里的大笑……這笑聲使那個檯球鮮豔、光滑的表面起了皺褶……”無情節導引的漫談，介於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的夢吃、幻覺，無拘無束、甚至有時是病態或瘋狂的自由聯想及語詞的任意排列組合……這類“癡人說夢”式的文字遊戲令讀者不禁懷疑此書能否納入傳統意義上的“小說”範疇。諾思羅普·弗賴伊將虛構散文作品（fictlon）分為四種類型：小說（novel）、自白（confession）、剖析（anatomy）和傳奇故事（romance），同時也不排斥這四類因素並存於一本書中的情形。依照弗賴伊的分類，《北迴歸線》當然不是“小說”，更不是“傳奇故事”，倒像是“自白”與“剖析”的結合。它所敘述的並非處於常規因果關係中的人物活動，而是混沌般亂哄哄的背景下一群不受尋常社會規範制約的叛逆者有悸常理的破壞性言論和行動。

　　換言之，本書屬於認真、嚴肅探討人生重大問題的“實驗小說”（experimental nove1）。這類小說的遠祖可追溯至塞萬提斯、拉伯雷，甚至希臘、羅馬史詩。例如，施威榮先生就曾指明《北迴歸線》中的“拉伯雷筆法”。通覽全書，實驗小說常用的多種技法均可在其中找到，如從本文引述的幾個片斷中讀者便可發現或歸納出“離題”（digression）、“羅列”（catalogue）、“敘事方式轉換”（shlft of modes）、“過度描述”（extravagancy）、“褻讀神聖”（profflnatlon），“神聖化”（sanctification）等。

　　《北迴歸線》中夢囈式筆觸可歸於某種“自動寫作”（automatic writing）。“自動寫作”原指“在不受意識控制的狀態下寫作”，由於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它實際上只是指在人工的或人為的催眠狀態中或藥物（興奮劑、幻覺劑等）作用下寫作。在認識論根源上，“自動寫作”似與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的直覺主義哲學有牽連。柏格森認為只有本能或直覺方可認識真理或真實，才能創造和欣賞美，在文學淵源上，“自動寫作”是包括亨利·米勒在內的超現實主義文學家、藝術家的法寶之一。

　　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哲學、弗洛依德關於人的意識層次的劃分、作為文學流派的像徵主義的興起都對超現實主義理論的建立起過不容忽視的作用。一般認為法國像徵派詩人蘭波、馬拉梅等人是超現實主義的先驅。1917年，法國詩人阿波利奈爾在其滑稽劇《蒂蕾齊婭的乳房》前言中首次用了這個詞。1924年，法國青年詩人安德列·勃勒東（1896—196）發表《超現實主義宣言》，為其下定義：“一種純粹的心理無意識化……這是一種不受理智的任何控制、排除一切美學的或道德的利害考慮的思想的自動記錄。”這一檔案標誌著超現實主義的誕生，它尋求的是超越或處於現實之內、被掩蓋的現實，通常通過擯棄意識、理性、美學或道德對人的束縛，表達其潛意識中的思想感情而實現。天生性格叛逆、具有無政府主義政治傾向和虛無主義人生觀、身居超現實主義故鄉法國巴黎的青年米勒自然成為美國作家中的首批超現實主義者之一。米勒在《北迴歸線》中身體力行地體驗了勃勒東等人的理論，幾乎表現出超現實主義的所有特徵：催眠中的“自動寫作”，夢境與幻覺的解析、入睡前似醒非醒狀態下思維活動的再現、“旋轉下降”（勃勒東語）至不為人知的詭祕心靈深處去探究與日常行為大相徑庭的古怪言談舉止，等等。

　　米勒的文學觀同他讀過的書一樣，也顯得紛亂而無頭緒。存在主義的荒誕人生觀，人生若夢的虛無主義思想以及同一切現存倫理規範、社會秩序和制度唱反調的不合作態度使他成為“反潮流”的鬥士、美國文學史上最偏激的作家之一。

　　在米勒那裡，西方文明以至人類文明引以為豪的一切都是他冷嘲熱諷、潑口謾罵的對像。他在《北歸回線》開卷處開宗明義地寫道：“就‘書’的一般意義來講，這不是一本書。不，這是無休止的褻讀，是啐在藝術臉上的一口唾沫，是向上帝、人類、命運、時間、愛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褲襠裡踹上的一腳。”

　　關於文明，他說：“文明是毒品、酒精、戰爭發動機、賣淫、機器以及機器的奴隸、低工資、腐敗的食物、低階趣味、監牢、感化院、瘋人院、離婚、性變態、野蠻的運動、自殺、殺害嬰兒、電影、騙術、煽動、罷工、停產、革命、暴動、殖民化、電椅、斷頭臺、破壞、洪水、饑荒、疾病土匪、大亨、賽馬、時裝表演、獅子狗、中國狗、逼羅貓、避孕套、子宮託、花柳病梅毒、神經失常、神經病，等等，等等。”他所羅列的這一大堆風馬牛不相及的抽像概念和具體事物均暗示現存人類文明束縛了人（尤其是藝術家）的才能，不符合人性，所以他主張個人應盡力擺脫荒誕的人生之羈絆，避免人性的共性化或異化，因此，他筆下這些毫無信仰的人，喪失希望、愛心甚至“人生”的人，墮落透頂的人，幾乎完全失去人的特性的人也都是言之成理的人、自然的人。

　　批評界對米勒的貶抑基於多方面的原因，既有言之成理的批判，也存在很深的誤解。最主要的誤解源於他對兩性關係的隨意態度和赤裸裸的，近乎病態的性描寫。的確，性這個個人諱莫如深的話題在米勒筆下竟如一股一瀉千里的流水，無處不到。書中以來勒本人、範諾登、卡爾及菲爾莫等人為軸心的一切人與事均直接或間接地與性有關。其實，性描寫只是手段，米勒並不同子為寫性而寫性的色情文學作家。他並無意挑逗讀者的情慾——這一點是西方司法部門辨別一部文學作品是否“淫穢”的標準。六千年代未勒、D·H·勞倫斯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均依據此原則在美國解禁。

　　米勒的性描寫是為他的人生哲學及政治觀點服務的，充分表現出現當代西方人特有的價值觀和審美取向。米勒在二十年代未開始文學創作，恰好趕上以旅歐美國作家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的步伐。在承繼性、教育背景以及審美情趣上，米勒與這些作家並無多少共同之處，但將他們共同懷有的虛無、絕望的情緒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到極致——盡情滿足人的動物性需求，在放縱的性交往和通宵達旦的宴飲狂歡中忘卻苦澀的人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散去後，一代雄心勃勃、抱負遠大的青年發覺自己已喪失了人生的目標，在動輒便會降臨的死神面前一切努力和拼搏都已變得毫無意義；於是，在荒誕的、由搖籃到墳墓的短暫一生中，人的一切行為都變得合理而又合法，“善”與“惡”的界限已不再那麼涇渭分明，卻已淪為人為的空泛概唸了。海明威的亨利（《永別了，武器》）在女友困難產死去後冒著雨沿街蹈蹈獨行，永遠告別了殘酷的戰爭和甘美的愛情。試問“君欲何往”？我們會很自然地、符合邏輯地想到在戰後佈滿斷垣殘壁的瓦礫中心灰意冷的亨利之流可能也會加入米勒和他的夥伴的行列，在煙花巷中、酒吧間裡消磨這被辜負的青春。那不正是他的必然歸宿嗎？儘管多數人對於一件令人開心的事的反應是哈哈大笑，個別人卻有可能以截然相反的方式——如號啕大哭，來表達類似的情感。米勒正是以一種與眾不同的極端方式來表達“迷惘的一代”類似的茫然、失望的感受。

　　巴黎，這個以“現代巴比倫”著稱的西方文化之都是近現代史上無數青年藝術家。文學家嚮往的聖地，朝拜繆斯的神殿。

　　對於亨利·米勒是如此，對於斯泰因、海明威、菲茨傑拉德、阿那依斯·寧等人亦是如此。這個崇尚浮華的城市既為美國作家們帶來創作靈感，也增強了包括效能力在內的體驗生活的能力。

　　美國作家觀賞異國風光、暢飲美酒、從事性冒險，這些經歷無一不成為他們創作生涯的一部分，也絕不是米勒獨有的。海明威在五十年代寫的《漂移的盛宴》中表達了對於最終把自己造就為名作家的巴黎的終生眷戀之情，在第一章中，他敘述了自己在一家咖啡館裡寫作的情形，承認自己的創作靈感源於性憧憬。由於身邊有一位迷人的姑娘，“故事自己躍然紙上，我只是很艱難地竭力跟上它……每寫完一個故事我總感到空虛，既悲哀又快活，彷彿剛剛做過愛……”菲茨傑拉德在《夜色溫柔》中寫了一位迪克，他剛剛同妻子發生過性關係便同年輕漂亮的電影明星接吻。後來這位登徒子在精神和肉體上都變得柔弱無能，先後被情人和妻子拋棄。他的性無能最終導致其事業上窮途潦倒、一事無成。在米勒的摯友兼情人、為《北迴歸線》作序的女作家阿那依斯·寧的日記（The Diarv of Anais Nin，1931—1934）中，作為一種原始生命力的效能力多次與作家、藝術家的創造力相提並論。她在日記中記述了1932年3月應米勒的建議一同去巴黎一家妓院看女同性戀者表演性技巧之事。

　　寧的紛亂的性糾葛及她試圖寫一部研究D·H·勞倫斯的專著的計劃使她覺得重新發現了自我，變得更加才思敏捷。在日記另一處，她寫到同米勒做愛：“對於我，在米勒的旅館房間裡度過的最後那天下午像一隻熾熱的熔爐。在此之前我僅具有白熱化的頭腦和想象力，現在獲得的卻是熾熱的血、神聖的完美／”《北迴歸線》中的米勒和他的夥伴們同海明威及其筆下的眾多人物、菲茨傑拉德及其迪克以及寧本人一樣體驗到這“神聖的完美”——創造力與性愛的認同：效能力是藝術創造力的表現形式，藝術創造力因效能力而釋放。倘若在性觀念上米勒同別人有所不同，那只是他更直率、更坦誠。拋開一切偽裝，在煙花巷中、酒吧間裡尋找慰藉的米勒、範諾登、卡爾們比同時代人看得更“穿”。“哀莫大於心死”，米勒等的悲哀早已超越“迷惘”的程度，他們的心靈早已麻木、絕望。在《北迴歸線》中米勒寫道：“就在此刻，就在新的一天到來的這寧靜黎明之際，這個世界不是充滿著罪惡和悲傷嗎？可曾有哪一人類天性中的成分被歷史無休止的程序所改變，根本地、重大地改變？”“我找到了上帝，但上帝也無濟於事。我只是在精神上死了，肉體上仍活著，而在道德上我又是自由的……如果我是一頭狗，我準是一隻瘦弱、飢餓的狗……”作為客體的上帝仍活著，但已成為擺設；作為主體的“我”卻已死去，成為一具行屍走肉，一條四處覓食的“狗”。

　　人的天性是追求自由、返樸歸真，既然子虛烏有的上帝本來只是作為人的天敵的一整套社會價值觀與道德取向而存在的，與之相對立的人的精神幻滅使其存在變得毫無意義。可見米勒這番話也就是尼采“上帝死了”這一斷言的翻版——在尼采那裡是“上帝”死，在米勒這裡則是“我”死，它也使我們看出籠罩在未勒身上的源於存在主義哲學的虛無主義陰影。“生活是一個黑暗的格言”（克里皚郭爾語）、“出生也即被逐出伊甸園”（奧托·蘭克語）、“人是生來自由的”（薩特語），這些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學大師們的論斷均可在米勒那兒找到註腳。性、食物、酒精及寫作給米勒們帶來暫時的歡悅感及幸福感，是麻痹其過于敏感的心靈、使其逃避憂患和自我的麻醉劑。加繆“二律背反”式的命題認為西緒福斯的悲劇在於他知曉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無益的，但是，“人們必須假定西緒福斯是快樂的”，因為正是他的知曉使造成痛苦的境遇消失，“他的命運屬於自己，他的巨石是他的財富。”同理，以流浪漢兼惡棍面目出現的米勒這個現代西緒福斯也是“快樂的”（他在書中自稱是“活著的最最快活的人”），因為他也有自己的“財富”，可以依賴自己，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生活方式。

　　米勒對人類性行為的渲染當然是消極的，但他的本意是要抨擊虛偽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撕去它罩在文明社會中人類性關繫上的偽裝，要通過性經歷將自己造就為才華橫溢的藝術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文壇上的許多思潮和流派中均有米勒的影子——“垮掉的一代”。荒誕派戲劇、非虛構小說、黑色幽默、個性化詩歌……米勒的創作觀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美國作家。圍繞私人瑣事的新聞體超現實主義的“自動寫作”、“自白”與“剖析”相結合的寫作技法。人生若夢的虛無主義思想傾向及肆無忌憚地發洩頹喪情緒的自我表現使不少美國作家為之心醉。他算不上主流作家，他的激進觀點也並不新穎，但他的獨特文體風格卻在傑克·凱魯亞克、約瑟夫·海勒。諾曼·梅勒、托馬斯·品欽、約翰·巴思等當代小說大家的代表作中留下了鮮明的印記。“小說會逐漸讓位於更感人的書——日記和自傳”（愛默生語，《北迴歸線》題跋），眾多的《北迴歸線》式小說的問世使我們不得不贊同愛默生的預言。米勒曾稱自己為“文化暴徒”，作為一種文化現像的癡人、怪人、狂人米勒及其作品的意義主要體現在社會和文化領域，其文學價值當然也非一般名家所可比擬。

　　1991年是米勒的“整日子”——誕生一百週年，為此美國出版了記述他的生平的兩本傳記，此舉再次在美國文壇上掀起了一些不大不小的波瀾。昔日桑田今為水。抑或米勒終究有一天也會像愛倫·坡一樣，成為超越其社會學價值的文學史上的曠世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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